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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治知己韩琦（第1页）

第二节政治知己韩琦

韩琦（1008—1075），字稚圭，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人，因为曾被封魏国公，被尊称为韩魏公。仁宗天圣五年（1027）科考榜眼，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一、官场盟友

就《欧阳修文集》现存书信数量来说，欧阳修写给韩琦的有四十五封，仅仅比写给梅尧臣的少一封，可见二人来往之密切。但是韩琦《安阳集》中只有一封韩琦给欧阳修的“信宿帖”（宋）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下），巴蜀书社，2000年版。，大多未能传下来。欧阳修写给韩琦的这四十五封信，内容大多都是谈政治问题。所以，把二人的关系定位为政治盟友关系比较合适。韩琦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政治家，欧阳修则是一个书生型的、不成熟的政治家。

韩琦与欧阳修的书信来往最早可追溯至庆历二年（1042）八月，当时，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韩琦正在宋夏战争的前线忙于战事，由于信息不畅通，欧阳修被赵宋朝廷报喜不报忧的信息所迷惑，错误地以为在对西夏的战争中，赵宋正高歌猛进，所以在信中写了不少对韩琦的恭维之词，“千里之外，威誉之声日至京师，如在耳目”，渴望“凯歌东来，函首献朝”的盛况早日到来。不知一向讲究实事求是的韩琦接到这封信后，作何感想。

宋夏和议达成之后，韩琦还朝，与范仲淹并为枢密副使。欧阳修为使韩、范得到重用，积极奔走呼吁。庆历新政失败之后，韩、范等革新派被冠以“朋党”之名，纷纷遭贬或自贬之时，欧阳修挺身而出，为他们辩护，结果被贬知滁州。

欧阳修尽管才华横溢，但由于其过于放胆直言的个性，一直不被仁宗赏识，后通过韩琦等人的举荐，才得以被重用。陈师道曾记载：“韩魏公屡次向仁宗推荐欧阳公，而仁宗却不接受。有一天韩魏公又一次向仁宗推荐欧阳公，说了这么一席话：‘韩愈，唐朝名士，天下都盼望他做宰相，但是宪宗皇帝坚决不用韩愈。即使韩愈真做了宰相，未必有补于大唐，但是时至今日，后人仍然非议唐宪宗。欧阳修就是今天的韩愈，陛下不重用他，臣恐后人像非议唐宪宗一样非议官家。’”陈师道著，李伟国校点：《后山谈丛》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仁宗听后，终于接受了韩琦的建议。

韩琦性格温和持重，政治经验、手腕都比少有城府的欧阳修要高明得多。二人同朝为政，商议大事，经常发生争执。欧阳修每次都是据理力争，韩琦则是耐心听完欧阳修等人的意见后，一句话或几句话即指出问题的实质及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因此，二人成为政治知己。欧阳修也非常佩服韩琦，自言“累百欧阳修，不足望韩公”（宋）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附强至《韩忠献公遗事》。。

二人政治生涯中密切配合的一件大事是“濮议”问题。

濮安懿王赵允让是英宗的生父，仁宗的兄长，嘉祐四年（1059）十一月去世。英宗继承皇位后，对他的生父和嗣父该如何称呼，以韩琦、欧阳修为核心的执政派和以司马光为核心的台谏派官员，围绕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英宗继位之后，首先提出应该尊崇濮安懿王的是韩琦和欧阳修，按照礼法，英宗正在为仁宗守丧期间，不该提出该问题。治平二年（1065）四月，丧期结束，英宗于是让朝臣们讨论此问题，台谏派官员率先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英宗能够继承皇位，完全是由于过继给仁宗为子，尊崇濮安懿王可以，但是不能超越底线，即执政派提出的称呼“皇考”，否则就是天有二日、家有二亲，于礼不合。

执政派则认为，英宗过继之后，对亲生父母和仁宗及曹太后都应称为父母，对儒家纲常礼仪非常熟悉的欧阳修更是拿出儒家的经典语句进行反驳：“恩莫重于所生，义莫重于所继。”

这场围绕封建纲常礼仪进行的争论，双方所言各有道理，因为儒家的有些理论，本身即存在互相矛盾之处。所以封建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矛盾时，经常发生此类问题。

这场内斗的背后，实质上是英宗和曹太后的斗争。英宗是执政派的后台，曹太后则是台谏派的靠山，前者主张革新，后者主张守旧，最后通过了有利于执政派的折中方案，本质上还是由于执政派实力要大于台谏派的实力。台谏派于是以交接御史制诰、居家待罪的激烈手段提出抗议。韩琦和欧阳修则提出罪若在执政派的话，就尊重台谏派的意见，执政派下台或外出做官。英宗经过艰难的、较长时间的考虑后，将涉事的台谏派撵出朝廷，执政派取得了胜利。二、《韩公阅古堂》的写作

为了激励自己及边关将士的斗志，提高将士的军事素养，也为了提高四十多年来不识金革的边民的国防意识，韩琦于皇祐元年（1049）知定州期间，修筑了宋代有名的“阅古堂”，使之成为当地以军事思想教育为主的一个展览馆。韩琦为此写了《定州阅古堂记》和《阅古堂诗》，刻在阅古堂前的石碑上。阅古堂也成为韩琦闲暇时候经常流连忘返的地方。

阅古堂是在定州城一个破败亭子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把宋代以前六十个优秀军事将领的事迹，付之于文字，绘之于图画，挂在墙上，供人参观、学习、思考。这六十个将领的姓名，限于史料，我们无法一一考证。从范仲淹的《阅古堂诗》可以看出，他们个个都是“仁与智可尚，忠与义可钦”，是足以教育后人特别是边关将士的楷模。“吾爱古名将，毅若武库森。其重如山安，其静如渊沉。有令凛如霜，有谋密如阴。敌城一朝拔，戎首万里擒”（宋）范仲淹著，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上册。。通过学习这六十名优秀将领的事迹，可以逐渐提高边关将士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使他们军事上变得能够有勇有谋，政治上忠于大宋王朝，成为一支政治上和军事上都过得硬的军队。在仰文抑武的大宋，应该说韩琦此举委实高明。韩琦此举，对得起仁宗皇帝的赏识和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友人的鼓励和期望。

阅古堂修成后，韩琦写信告知了好友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并附上自己写的《阅古堂记》和《阅古堂诗》，恳请几位老友也能写诗文唱和，以扩大阅古堂的影响。几位老友欣然回寄诗文。从韩琦《定州阅古堂记》和《阅古堂诗》等诗文，以及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唱和韩琦修筑阅古堂所写的有关阅古堂的诗文可以看出，韩琦对阅古堂充满了感情。

欧阳修的《韩公阅古堂》诗，首先赞扬了阅古堂的教化作用和韩琦在定州的政绩，“英英文与武，粲粲图四壁。酒令列诸将，谈锋摧辩客。周旋顾视间，是不为无益。循吏一州守，将军万夫敌”；其次对韩琦充满了期待，“当归庙堂上，有位久虚席。大匠不挥斧，众工随指画。从容任群材，文武各以职”，（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四。希望韩琦能够早日回到朝廷，辅佐仁宗，举荐贤才，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建立更大的功业。三、《昼锦堂记》的写作

至和二年（1055），韩琦第一次知相州期间，修筑了好几座亭台楼阁，作为官民游乐的场所，又修筑了自己的宅第昼锦堂。韩琦写了好几首关于昼锦堂的诗，其中第一首一再强调修筑昼锦堂的本意，以解除官民的误解邓广铭先生即有误解，他在《岳飞传》一书中写道：“韩琦是在回到自己家乡做官时修建了这所厅堂的，是富贵而归故乡，所以就取名为昼锦。这也表明，韩琦专以自己的富贵向世人夸耀，是多么庸俗的一个人物。”见邓广铭著：《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古人之富贵，贵归本郡县。譬若衣锦游，白昼自光绚。科第“榜眼”出身的韩琦，自然知道“衣锦夜行”典故的由来，而他把自己的宅第命名为“昼锦堂”，显然是对“衣锦夜行”含义的反用。寻常士民以为韩琦来家乡做官是衣锦还乡，其实韩琦的本意完全不在此。韩琦即使抱病在身，养病乡邦，昼夜念叨的仍然是如何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即使前面有鼎镬之危，也不会改变自己犯颜直谏的秉性。

昼锦堂修筑完成后，韩琦回朝担任枢密使。英宗即位后不久，他此前本就有的精神分裂症急剧恶化，不能处理政事。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商议后，认为只能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在此期间，英宗和曹太后之间由于复杂的原因，发生尖锐的矛盾。韩琦作为顾命大臣，费尽心思妥善处理双方的矛盾，使政权的交接基本上平稳过渡。英宗病好后，曹太后还政于英宗，但是在“濮议”问题上，朝臣中间又发生尖锐的矛盾。侍御史知杂事吕诲直接弹劾韩琦，控告他在五个方面不忠于朝廷，甚至拿他十年前修筑的“昼锦堂”做文章，认为他当时就是炫耀自己的功劳，而今又居功自傲，要挟朝廷，希图得到更大的利益，请求将韩琦逐出朝廷，赴外做官。

韩琦等尽管极力辩解，也难以平息非议。这些怪论当然也传到了相州，不明真相的官民很为韩琦担心。知相州赵元甫于是出了一个主意，由他出面在昼锦堂旁边立一美石，再由韩琦出面请一个文采极好、社会影响又很大的人撰一美文，对相关问题做出解释，以解除人们的误解，这也是对政敌最大的反驳。韩琦马上想到一代文宗欧阳修最合适，他的社会影响、文章水准及他对韩琦的了解，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且又是韩琦忠实的政治助手。韩琦于是邀请欧阳修撰文。

欧阳修收到邀请，知道这是老友韩琦对自己的莫大信任，也明白此时写文章的重要性及目的所在。他必须全力以赴写好这篇碑文，因为碑文刻石之后，会很快传遍全国，甚至传到辽国等周边国家，流传后世。

《昼锦堂记》全文如下：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竖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唯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唯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宋）范仲淹著，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卷四十。

在此文中，欧阳修指出了韩琦与苏秦、朱买臣等的本质区别。苏、朱二人，实乃一介之士，穷酸之后的富贵，只是为了实现一己之梦想，衣锦还乡乃此类人惯常的做法。而宰相韩琦则不然，他是世代名门之后，父亲韩国华曾经是泉州知州，祖上多有高官显宦，他的志向则是“德被生民，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传之后世”。两相对比，实乃燕雀与鸿鹄之分。韩琦出将入相，危急关头“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他的丰功伟绩，是大宋的荣耀，且将永被牢记。

范文偁《过庭录》一书记载，韩琦建成昼锦堂后，让欧阳修写一篇《昼锦堂记》以添彩。欧阳修认真地写好后，派人送去。韩琦读后，很喜欢“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这句话。停了几天，欧阳修又派人送来了新稿，说做了一处小的修改，韩琦读后，发现于“仕宦”和“富贵”后边，各添一“而”字。韩琦又按照新稿读了几遍，才明白添了此字后，文义尤其通畅。

欧阳修去世前留下的遗嘱中，请求韩琦为他写墓志铭。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二人在朝中共事多年，除了相知最深、感情最深的因素外，牵涉一个比较敏感但是在墓志铭中又不得不写的问题，也就是“濮议”问题。当时欧阳修提出来后，遭到举朝臣僚的攻击。其实，这件事最早的提出者是韩琦，欧阳修可谓替韩琦挡箭。

韩琦饱含深情，为欧阳修写了内容超长的墓志铭（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三。，高度评价了欧阳修光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