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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电影（第1页）

“成人电影”#pageNote#0

有朋友和我分析第六代导演的最新表现，她问：“你觉得他们最近有成长吗？”我们聊到贾樟柯的《天注定》（2013）和王小帅的《闯入者》，我和她谈到两部影片角色的重要进化。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所察觉，但我发现这些角色不再仅仅传达一种被囚禁后的幽怨与无奈，他们开始具有了某种行动力，像一个“成年人”了。我认为这是一些第六代导演的中年领悟，也是他们心理能力进化的表现。

题目中的“成人电影”当然是一个玩笑，它并不指带有裸露镜头的电影，而说的是中国电影角色如何“成人”的问题。角色成人与否，我认为是一个重要指标。从这里可以看电影外部环境的质量，也可以衡量电影创作者的精神密度。

第一次看小帅导演的《闯入者》是2014年的秋天，看了后我对导演说，这个影片大概是第一个从施害者的角度来反思“文革”的。20世纪80年代的“文革”反思电影，多从受害者的角度切入。施害者的反思无疑更能体现人的自由意志。

其实从王小帅的《我11》，我就解读出了这个变化。我们看之前的《青红》，青红是一个发不出自己声音的人，她的一切行动都不是出于个人的选择，她是受动者。但《我11》里面的小孩子仅仅11岁，当所有孩子跑去围观一起悲剧事件的时

候，他却能够停下脚步，不再跟随人流前行。我觉得那个小孩获得了某种“主体人”的资格。

我在一次讲座中谈到中国独立电影里的角色，认为他们当中最缺乏存在主义式的人物，他们的悲剧往往来自环境的压力，面对这个压力他们没有丝毫办法。贾樟柯过去的电影多是如此。《三峡好人》里的韩三明夫妇，他们的婚姻悲剧不是来自个人的性格与个人的选择，而是来自贫穷和自身的无权状态。他们是被外部世界压垮的人。他们不能够进行选择，他们深陷于自己的历史与经验里，难以超越，难以展现自我意志。

《天注定》里的人物开始反抗了。此片有一张海报，是赵涛拿着刀作战的镜头，姿态很像古代侠女。侠女是有行动能力的，她面对世界不再束手无策。这个电影的魅力尽在于此！因为观众往往和主要角色产生心理上的认同，当这个角色面对外部世界无力的时候，观众一样会觉得窝囊。当角色能够对外部世界做出行动，可以为自己做主的时候，观众就会产生观影的愉悦。

当角色开始有能力将外部给予的身份与权力秩序，看作是非法与不合理的，这是一种精神力量的体现！而这个精神力量也是属于电影作者的。角色是否能够成人，与电影作者是否能够真正成人有关。当然有了内在心理能力，也还需要施展行动的外部空间

。对于这个空间，在电影内部和电影外部也有某种同构关系。

我想起路学长的《长大成人》（1997），因为它当时被称为第六代导演的成年礼。我重新浏览了一遍，发现这并非一场顺利的成年礼。周青小时候被正义使者朱赫莱保护，多年后，朱被坏人弄瞎了双目，电影到此其实为周青搭建了一个人生情境，给予了他一个任务，提供给他一次“成人的机会”。后来周青找到凶手，为朱赫莱报了仇，但是电影将这一段的颜色减掉了，它告诉观众，那是周青的一个白日梦，周青后来什么也没有做，凶手是被公安机关抓走的。周青的精神性和行动力在这里被贬低了，他并没有真正“长大成人”。

私人的报复正义必须让位于法律正义，我们认同这一点，但我们必须给予电影人物更大的行动空间，不然何必有电影？电影也不是法律部门的宣传片。《长大成人》的这一段是迫于压力而修改的，导演和他的角色其实面临着同一个境遇，他是一个被罢黜了表达权的人，他被贬低，他不自由，他无法实现自我。

这种情况其实是有一个传统的，最高存在一直在贬低个体与自我的存在。篇幅所限，这一点且不展开。我这里要说的是，一个角色若主要作为一个受动者出现，他会让人同情，但并不具有人格魅力。《亲爱的》（2014）里面的

赵薇，在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受苦人”的形象，但是后面她展现了坚毅的行动能力，她生命的光彩在于她的主动性上。当代电影里面，我印象深刻的是《孔雀》（2005）里的姐姐、《立春》里的王彩玲，这两个电影形象都是那么理直气壮地活着，她们虽败犹荣，对于观众产生了持久的感召力。这两个形象会在电影史上不朽。

应该让电影人物有理直气壮地活着的空间，应该让电影主角像成年人那样行事。《小时代》里的男女都理直气壮地活着，但他们是成年人吗？我觉得他们并未真正成长为人，有评论家说他们是“大绝望下的自轻自贱”。理直气壮地活着是第一步，还需要其他证明。他们还需要进化。其实中国电影里面大部分角色的性格深度和行动方式都需要一场艰难的进化，当然，这代表我们所有人的内在世界还需要一场进化，而外部世界则还需要一场改革。